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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主义与福利国家关系探析

时间:2023-04-12 15:22:00

学术界对合作主义研究自古就有,中国对合作主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但是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受到广泛关注则是与福利国家联系到一起的。这个意义上的合作主义被视为三方伙伴主义,它是社会中劳资冲突的一种基于国家、资本、劳工的利益调和的解决方式,在、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种制度化合作。福利国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合作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不仅源于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及未来走向都与合作主义休戚相关。

  一、合作主义的定义

  合作主义的英文是“CorPoratism”,这个诃也被翻译成“社团主义”、“组合主义”。“这一术语的现代语源学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拒绝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社会思潮。它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竞争,另一方面批评阶级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主义运动。主张CorPoratism的理论家认为,阶级和谐与有机统一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合作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给合作主义的定义是:“合作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智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出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许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施政策。”合作主义在现代更多地被认为是三方伙伴主义,它是社会中劳资冲突的一种基于国家、资本、劳工的利益调和的解决方式。简单的说,三方合作主义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和经济目标达到平衡而实行的,在、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种制度化合作。

  二、合作主义的特点

  (一)利益协调

  合作主义强调合作,主张对分化的权力进行制度化的整合,强调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制度化合作,国家和利益团体的关系是互动合作、相互支持的。其政治结果是达到整合性均衡,即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达到社会的相对均衡、有序和协调。

  所以,可以说合作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利益协调,合作主义给社会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利益的机制,国家把国家层面上的社会群体纳入进过程,给与其合法地位。这样,社会团体就能够参与活动且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来说,这样做可以缓解社会冲突,实现不同社会团体利益的协调整合,巩固在自己的执政地位。同样对于社会团体而言,有一个利益表达的渠道,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能够进入政治决策过程,可以得到利益保障。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对各自都是十分有利的。

  (二)权力均衡

  虽说利益表达可以说是合作主义最大的特点,但有一点对合作主义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权力的均衡。若要保证合作是平等的,合作各方必须能够相互制约,达到权力某种程度的“制衡”。一旦失衡,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专制力量,导致权力弱小的一方在政治参与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例如就合作主义福利国家而言,在现代市场社会中,最危险的专制力量是资本,因此如何制约资本的势力,防止资产阶级对全社会实行单一阶级专政,是能否实现权力制衡的关键。另一方面,劳工总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夺的境地,所以如何改善劳工的处境,是能否实现权力制衡的另一个关键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力量逐渐发展强大,民族国家对其的制约力则日益减弱,如何牵制资本已成为当务之急。阶级分权制衡的终极目的是各个阶级共享合作的成果。共享的核心内容是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机会,特别是注意不要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三、合作主义与福利国家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不断。特别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对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方面。西方学者在论及福利国家的起源时,一致的观点是:福利国家起源于自由的合作主义。0合作主义的阶级合作和利益协调能促使、工会和雇主组织达成一致,共同参与政治进程。

  (一)合作主义是福利国家的源头

  福利国家源于自由的合作主义,“福利国家之所以被认为‘源于’合作主义,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后者的精髓在于‘妥协’与‘共识’: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必然导致资本集中,而资本集中必然促进劳工团结起来,这时,、劳工和雇主三方或是达成妥协与共识,共同决策与管理国家,或是相反。”

  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合作主义模式典型地围绕着职业类别建立起来。此类团体大多是从旧的同业行会直接演变而来,他们总出现于_丁人团体当中,如管道工人。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来解释福利的引进已经不是新的活题。德国1880年的社会保险方案、意大利-1969年的社会安全给付的改革与扩充、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这些多少都是因为劳工阶级及其团体的压力所导致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集中、大型工厂与其它工作场所的成长使得劳工阶级的成员集中在一起,因而发展出他们得以组织和行动在一起的能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团体可能相对着重在某个场合或工种,但他们偶尔也会联合起来,把整个国家牵涉进来,例如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这类社会团体越来越多且许多高度专业的工人也被包括进来,更是加深了这种偶然的发展趋势。当劳工阶层拥有了自己的政党(党员资格及选民基础都主要来自本阶级),众多劳工阶级政党的成长也形成了一股压力。

  “劳工阶级斗争潜在地威胁资本的政治优势、或是执行主要的资本累积功能的国家行政中心,迫使统治阶级重建国家以保护资本家的政治优势、以避免劳工阶级影响到其重要的功能。”这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是极有可能的,大规模的罢工和工会的强大,劳工阶级选举获胜、革命性的暴动的威胁,更普遍的是劳工阶级政党已参与到国家主要决策部门。这一切都在给资产阶级敲响警钟。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发展本国福利。两个阶级都把这些福利政策看作是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对劳工阶级而言,任何能够减轻其生活困境或修正市场盲目运作的政策都是受欢迎的;对资产阶级而言,福利政策能够降低劳工阶级的不满,提供额外的工具来控制劳工阶级,同时也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这样,表面上的利益一致达成了。从最早的英国的扶贫法、德国的保险法到二十世纪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宣布本困成为福利国家,这进程中,劳工团体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合作主义是福利国家的制度分析工具

  合作主义在当代已经成为描述和分析西方福利制度模式的一种工具。艾斯平安德森把西方福利国家分成三种制度模式。第一一种是蛊格鲁一撒克逊模式,此种模式具有很大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此模式中私人市场的解决法对犬多数人来说是更可取和更可行的;第二种是欧洲大陆传统模式,这一制度具有“家庭化”的特点,因为许多福利要由自己家庭来承担。其前提是就业和贡献相关联的公共社会保险计划;第三种是“社会民主”模式,也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制度。它坚持只与公民资格有关的普遍性和平均性的给付原则。

  在对这三种模式进行划分时,他详细分析了这三种模式中的合作主义因素,根据其合作主义多寡程度分为国家主义和合作主义这两个大的机制。

  欧洲大陆传统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种向自由主义和保守的合作主义做出了部分妥协的国家主义。在某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有着给予公务员慷慨的福利待遇的传统。“其动机可能是为了酬赏或保证十足的效忠或恭顺,显然也是蓄意地凭借其社会政策的创制权来塑造阶级结构。”其结果是在国家公务员与其他管理对象之间,以及在工人与更为高贵的阶层之间,横亘着一道极为鲜明的藩篱。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主义和合作主义遗产之间的亲和关系。”合作主义强有力地控制着欧洲大陆国家,从欧洲历史分析,在中地纪的城市经济体系中,社会与经济生活史按照作为合作主义源头的基尔特、社团等传统组织起来的。这种悠久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的后工业化国家中保存到相当晚的时期。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始阶段,计划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已经存在。而且受此影响,社会的阶层差别及特权势力极为强大。
 

除此之外,西方学界对福利国家模式还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划分,但在他们的分析中,都有把合作主义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分析工具。尤其在石油危机后,福利国家面临重组的局面。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现代福利制度会向着自由主义和合作主义两种途径发展。合作主义作为现代福利制度分析工具将越显其重要性。

  (三)合作主义是矛盾中的福利国家的一个选择

  资本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巨大冲突,生产资源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通过各种形式的冲突显现出来。特别是当资本主义选择了福利国家的时候,矛盾会更加凸显。米什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提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潜在的冲突:市场经济讲究的是竞争和效率,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民主政体讲究的是平等参与,它追求的是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等等。而公民在政治上的双重身份,作为选举人他们要求给予高福利,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同时作为纳税人的他们则要求更小的税率。这也就会成为一种冲突。

  就像马克思在论述机器的现代化时所说的:它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分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增加了工人的不安全性,降低了个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高夫认为相同的评论也可用到福利国家,“它同时包含了加强社会福利、发展个人力量、对市场力量的盲目运作施加社会控制等趋势,以及压制与控制人们,使他们顺服与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等的趋势。每一个趋势都会形成相反7s向的反趋势;事实上,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福利国家随着时间的发展终将走向矛盾的过程。”

  另外,资本的本性是要求不断进行扩张,增加财富,而福利国家所要求的社会福利支出也不断要求增长。这样就导致了一方面,资本积累的要求会对在社会领域所能做的程度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民众则不断要求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在经济方面要求较高的工资。这个冲突自福利国家诞生起就一直存在。即使是资本主义造就了福利国家。它也会发现资本主义难以处理福利开支的问题。最后的结局就是国家的社会服务支出已经成为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束缚。正如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尝试了削减福利开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来自民众的阻力则是让他们寸步难行。福利国家想要提高国家在福利领域的干预程度最后却发现自身无法负担得起这个成本,资本积累的过程成为福利过程的新障碍。如果福利国家选择满足需要并扩张权力,那它就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直接要求相冲突。

  在这里有一个两难现象:福利国家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同时它也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负担。高夫在论及福利国家的矛盾时指出,这两种特质之间的拉伸导致福利体系的重组。“而这个重组是依循着两种形式一新自由主义的形式与组合主义的形式,究竟采用何种形式则视阶级力量与其他因素的相对比重而定。”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均衡,渐渐显现出来的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合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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