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其影响

在对上海市老年人口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老年人口高龄化将是未来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流。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 发展 具有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对未来上海社会建设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 of the 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 of 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际上，人口高龄化一般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the oldest old)占全体老年人口(≥60或65岁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在 中国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笔者倾向于将“老年人15高龄化”界定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其衡量指标为高龄化系数即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在国际上，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开始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1998年10月，在联合国“99国际老年人年”的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据国内学者的预测，全球高龄人口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6900万发展到2020年的1．32亿、2050年的3．7亿，同时，全球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从2000年的16．5％发展到2020年的18．9％、2050年的25．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龄化现象开始逐渐从老龄化进程中分离出来，无论从外在表现来看，还是从内部成因来分析，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某种“质变”。笔者因此认为，需要对相互联系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这两个概念加以学理上的区别和界定：首先，在增长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婴儿出生率的下降即少子老龄化，而老年人口高龄化则在于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即在老年人存活率上升的条件下，老龄化从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转向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部老龄化”，其结果就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其次，在外在表现方面，人口老龄化更多是指全体人口的老龄化(aging of population)，而高龄化则是指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aging of the aged)，是通过老年人口进入高龄人口数量的直接增加而形成的绝对老龄化现象；最后，在时间序列方面，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惯性推移”效应，将对高龄化产生“高龄洪峰”现象，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一般情况下也可将高龄化称之为“二次老龄化”。
　　二、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及发展特点
　　1．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现状
　　上海市作为全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79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率先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经过近3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80．97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75．62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1％。据上海市统计局的预测，上海比全国提前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平缓发展的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加快。截止2006年末，高龄人口已经达到46．7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已达15．97％。在1996—2006年这10年间，上海市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绝对数从24．8万人增长到46．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6．41％，大大高于同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49％的年均增长率，而其中百岁及以上超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52％，从1998年的208人增长到2006年末的680人，成为高龄人口中增长最为迅猛的群体。
　　据笔者的预测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称之为“高龄洪峰”时期。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内，高龄人口增长率将大大提高，绝对数将从2000年的29．9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59．1万人、2015年的80．6万人、2030年的204．7万人；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2．27％发展到2010年的4．25％、2015年的5．67％、2030年的13．43％；高龄人口占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12．40％发展到2010年的20．73％、2015年的26．25％、2030年的53．33％。到2030年，上海市高龄化将接近峰值。

　　2．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三个特点
　　上海市是全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最早开始的地区，在2000—2040年之间，全国范围仍处于由低速老龄化阶段转向高速老龄化阶段的时候，上海已经在老龄化平稳发展的同时开始了“二次老龄化”，并进入高速高龄化阶段。在未来30年，上海的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顶端高龄化：高龄化本质上是老龄人口自身的老龄化老年人口自身也在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讨论。从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产生的成因来看，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对高龄化的贡献率最大，即基于老年人生理年龄延长而使日历年龄延长，显示了高龄化发展从“底部老龄化”转向“顶端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和存活率上升，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造成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上海市生育率水平的长期平稳发展，使其对高龄化的作用减弱。因此，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是高龄化的主导因素。
　　(2)高速高龄化：高龄化的速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非常迅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国际上公认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接近。日本成为老年型人口仅用了22年时间，而我国也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老年人口高龄化而言，人口老龄化洪峰的发展态势，将在人口结构金字塔产生“惯性推移”效应，即由“老龄洪峰”推移到“高龄洪峰”，对高龄化速度产生人口结构意义上的催化。笔者对上海市高龄化发展的简单预测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冲击，从1996年到2005年这10年时间，高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老龄人口的4．3倍，因此，高龄化的洪峰态势较之老龄化更加严峻。
　　(3)规模高龄化：随着高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规模将非常庞大上海市是一座拥有1778万常住人口(截至2005年底)的大型城市。在高龄化迅猛发展的未来30年中，高龄人口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非常庞大的规模。假定在上海市总人口数维持不变、婴儿出生率保持当前水平、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不变和老年抚养系数不断上升的前提下，迅速增加的高龄规模将使老年供养系数加速上升，并面临因抚养难度系数增大而使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更大压力的局面。因此，高龄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是巨大的。
　　总之，通过对上海未来30年“高龄洪峰”的分析可以看出，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是上海未来高龄化发展趋势的三大特点。除此之外，不同步性、不规则性、累积性强也将是高龄化的特点。在对高龄化应对策略分析中，要格外注意这三大特点，同时结合其他特点加以研究。 3．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 发展 阶段分析
　　据笔者的简单预测显示，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高龄洪峰”时期，而从2030年开始，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将从迅速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60年。这个发展态势是由于1950—1980年这30年生育率居高不下和死亡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生育洪峰”所形成的人口结构金字塔“惯性推移”效应决定的，将会从1950—1980年的“少儿洪峰”推移到1970～2000年的“中青年洪峰”、1990—2020年的“老龄洪峰”、2000—2030年的“高龄洪峰”，2030—2060年则属于高龄洪峰向静止型人口过渡时期，在2060年后形成生育率和死亡率两低为特征的静止型稳定人口类型。具体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笔者依据人口惯性推移效应所形成的高龄洪峰所划分的6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在时间序列上连续的每两个阶段各有10年过渡时期，这主要是考虑了人口惯性推移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的实际偏差。随着各个阶段惯性推移的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少儿洪峰”，推移成“中青年洪峰”，再推移成“老龄洪峰”和“高龄洪峰”，最后推移成“洪峰过渡”和“洪峰结束”；相对应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分别为：人口金字塔、人口菱形塔、人口倒金字塔、人口方形塔4种理论上的理想人口结构图。具体表示为图1。

　　三、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及逐渐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对上海现行的老年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严重的冲击。由于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长期经常性照料需求急剧增加，而长期照料提供者将由家庭转向社会，因此，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社会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成为未来需要加以完善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上海这样已经完成 工业 化的城市里，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居住规模的缩小，二是家庭人际关系的转变。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子女选择单独居住方式，使家庭居住规模缩小，在造成老人家庭类型中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同时，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较之以往也增长了。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子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有限度的，子女无法全面负担起传统供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长期照顾也是有限度的。同时，高龄化所形成的3代甚至4代人际关系，在“高龄老人一低龄老人一中青年子女”之间使中青年子女照顾老人的任务增重，而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淡薄。2006年末，上海纯老年人家庭为78．9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8．5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l7．24万。
　　2．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增加和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如前所述，高龄化在未来30年的迅猛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高龄老人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高龄化所造成老年人存活率大幅度上升，将再次形成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规模，使中青年子女的长期照顾对象增加。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4—2一l”3代共存的倒三角型家庭结构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虽然他们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但在代际关系上形成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青年人共存的形态。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快，在这个青年人完成婚姻之后，可能和伴侣共同面对8个高龄老人、4个低龄老人的长期照顾重任(在假设家庭内部老人全部存活的前提下)，增加了他们的 经济 和精神负担，他们将无法独立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将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3．长期化、重度化和多样化的高龄老人照料服务需求增大
　　在高龄老人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中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或失智老人也随之增加。低龄老人依靠养老金和夫妻问互助可以单独生活，高龄老人中则可能因为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而使需要重度长期照料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老年人经济支付能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对照料服务供给也提出多样化要求。据同上海情形相似的日本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时65岁以上老人中每千人即有194．5人日常生活需要协助与照护”，而在70岁以上老人中，这个数据是221．9人，在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中，这个数据将更大。
　　4．女性就业者的增加和长期照料服务提供的减少
　　一直以来，女性在高龄老人的家庭照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年轻女性平均受 教育 年限逐渐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中年女性就业、再就业和兼职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妇女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作与家庭分离的职业妇女，在长期照料服务提供方面，不但照料时间无法保证，而且照料质量也在下降。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长期照料提供的减少，使得依靠儿媳、女儿长期照顾高龄老人的传统家庭照顾方式崩溃。
　　5．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上海未来30年老年人口高龄化所形成的“高龄洪峰”，使老年抚养系数从2000年的26．1％上升到2006年的28．1％，而且其中迅速增加的高龄老人数使老年抚养系数的强度不断增大，将对目前已处困境的老年社会支持形成巨大的冲击。老年社会保障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险、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其中以老年社会保险为主。老年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首先，迅速增加的高龄老人将使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年限迅速延长，加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增值机制尚在完善之中，未来30年上海养老保险将面临挑战；其次，迅速增加的高龄老人将是医疗保险的主要受益者，其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差，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长期医疗照护将使医疗保险也面临风险，加之医疗技术提升和医疗费用的大幅上升，未来30年上海医疗保险也将面临挑战。未来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居高不下，将对社会建设带来重大压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活质量提高而引发的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应视为上海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之一。虽然迅速增加的庞大高龄老年人口将对未来上海市的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等各方面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但是面对老年人口高龄化，应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纵深发展进程中，在积极老龄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用健康的积极高龄化政策去解决老年人口高龄化问题，最终实现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依旧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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