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路遥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文化心理透视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视角，透视路遥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母性爱倾向及其根源，进而审视其对路遥整体创作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学创作中，路遥无疑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当他披着满身黄土，一路艰辛、一路悲歌步人文坛时，谁也不会忘记，他是以关照人生，写人的命运，并通过人的命运反映特定时代的整个社会的运动规律而获得整个社会的青睐的。而作为人生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爱情描写在路遥的小说中占有绝对突出的地位。在爱情描写中，蕴含着路遥对生活的深沉思考，也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不尽的艺术魅力。

　　正因为如此，爱情描写应该成为研究路遥小说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这里所做的，也仅仅是一个开端。

　　一

　　我们都曾沐浴过冰心笔下的母爱的阳光，那是温和、慈祥、恬静的爱，那是典型的母性爱!如果你读过路遥的小说，请你对照一下吧，路遥小说里那催人泪下的爱情篇章，同样洋溢着温馨、纯真的母性爱色彩。当高加林遭到不幸，陷入生活最低层的时候，刘巧珍向他献出了自己淳厚、朴素的爱：那熟透的甜瓜，从自己家中偷着拿出的四个煮鸡蛋、一包蛋糕，一条“云香”牌香烟，一双亲手精心缝制的布鞋……不仅是生活上的体贴入微，更有源源不断的精神抚慰和激励。作品里有这样的描写：

　　加林躺下来，用愉快的汉息驱散劳动的疲乏，巧珍就偎在他身边，用手梳理他乱蓬蓬的头发；或者用她小巧的嘴巴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给他唱那些祖先留传下来的古老的歌谣。有时候，加林就在这样的催眠曲中睡着了，拉起了响亮的鼾声。

　　这一切，谁能不感到巧珍周身闪射着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纯真、圣洁的母爱光辉呢?其实，何止是高加林和刘巧珍，路遥小说中那些催人泪下的爱情描写，大都显示出这种母性爱的倾向。孙少安看到自己的妻子在有了孩子后，更不讲究穿着，经常是一身带补钉的衣服，便会记起很小的时候，还年轻的母亲也是穿着一身缀补钉的衣裳。而且每当劳累和痛苦之时，“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她亲切的爱抚和安慰”，每当此时，他对女性的体验“包含着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田润叶和李向前在婚后经历过感情上的巨大风暴。但当李向前车祸残疾之后，她终于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像保姆、阿姨一样服侍、抚爱着李向前，而且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

即使像吴亚玲、田晓霞这类颇具现代况味的女性也不例外。田晓霞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女子，从衣着打扮、性格气质到对生活的理解，都是地地道道的现代女性。在爱情观念上，她比兰花、巧珍等人有着更强烈的自主意识，但仔细考察，你就会发现在母性爱这一点上，她与巧珍们何其相似。孙少平每次来地区常委办公室和她约会，她总是买来妙菜馒头，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少平，亲切地注视着少平吃完。她还把自己崭新的被子、床单送给揽工汉少平，感动得少平热泪盈眶。

　　在路遥的小说中，类似这样的母爱和情爱水乳交融的例子还可以列举许多，这种现象不禁令人发问：路遥小说爱情描写所显现的母性爱的实质是什么?母性爱属于两性间的正常爱情吗?

　　二

　　毋庸讳言，母爱、兄妹爱汇人爱情和夫妻生活，会使爱情更醇厚、更美好、更感人，对母性爱的向往也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需要。但理性地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母性爱与真正意义上的两性爱的差异。

　　母性爱包含的主要是温柔的怜悯，自我的牺牲；两性爱更多的是以生命本体的情欲冲动为前提的灵与肉的双重渴求；母性爱是片面的给予，达到“忘我”的境界，两性爱是双方的交流，达到“我们”的融合。显然，此中的差异不是量的，而是质的；不是形态的，而是内涵的。通过路遥小说中为我们提供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对此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也许有人会从纯粹道德批判的角度把《人生》里的刘巧珍看作无辜的受害者，而把黄亚萍视为可恶的“第三者”。其实，如果我们选择爱情的角度作出观察，刘巧珍代表了一种以传统母性爱为主体的文化心理形态，黄亚萍则代表了较为充分的现代性爱的文化心理形态。从刘巧珍对高加林不无真情的表白中，明白不过地道出了她对自己爱情位置无足轻重的安排。“你在家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她的一切似乎都是为高加林而存在和转移的，从物质上尽心尽力地照应高加林，从精神上处处讨他的欢心，唯独没有自己。“只要跟着加林，他让她一起跳崖，她也会眼睛不闭就跟着他跳下去的!”甘愿为情人受苦受难，舍弃自我，已成为刘巧珍的自觉意念。这种爱里，无论如何看不出有实现了的最高本质的现代性爱成分，而是具有母性爱的实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加林与黄亚萍间燃起的爱情火焰所达到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性爱高度。尽管人们习惯于从伦理方面将他们斥之为喜新厌旧，水性杨花，但他们确有弥足珍贵的爱情本身的内容。他们的相爱是通过精神交流达到的气质和心灵的契合，他们从对方那里分别看到了自我，导致一方的牺牲。从黄亚萍方面看，她始终作为一个情感上的平等者介入到高加林的心灵世界中，无论爱好、素养，还是事业心，她都没有自卑感；无论是分享爱情的幸福，还是迎接苦涩的厄运，她都充满了主动精神和挑战劲头。构成黄亚萍爱情行为的当机立断的求爱，引人注目的热恋，对幸福家庭的构想，给高加林以全面改造的服装打扮，为成全爱情甘愿付出的代价，当然还有她的任性、折腾、撒娇，以至疯狂，这一切按高加林的体验，就像烈性酒一样使他头疼，又能使他陶醉，像新穿上的那双三接头皮鞋，又别扭又带劲。它把高加林带到了另一个新奇而激动的生活天地，也使黄亚萍从中感到幸福、振奋、自信。马斯洛曾把包含爱情和异性的结合在内的美好的瞬间体验称为“高峰体验”，它本身是人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健康心理生活的短暂插曲。高加林和黄亚萍爱情达到的“高峰体验”正源于互相的吸引、和谐，全身心的向往、渗透，以及幻想到的尽善尽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确认母性和两性爱的本质区别，《人生》最终以两性爱的悲剧为结局，反衬出者对母性爱的感伤、留恋。贺秀莲之于孙少安，孙兰花之于王满银，田润叶之于李向前，惠曲嫂之于孙少平……显然都属于刘巧珍式的母性爱范畴，那么，路遥对此倾心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去探寻其秘密。

　　三

　　路遥的文化心理主要承袭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庸”，即用理性精神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取得情理的某种平衡，灵肉的和谐统一。在爱情领域，母性爱便既有理性内核，又保持感性形式；很少火焰般的情欲色彩和震撼人心的性爱力量，较多宁静淡泊的理智感，但又不排斥情欲的适度存在，使爱“发乎情，止乎礼义”，其基本倾向和特征正是指向“中庸”。路遥对刘巧珍式的母性爱的赞美，与儒家文化对他的濡染不无关联。

　　在地域文化的影响方面，路遥主要接受的是陕北农民文化，陕北农村是路遥的文化之根的所在。作为农民之子，黄土地之子的他，不能不受深固的亲情与乡土文化的牵制与影响。这样的承袭与接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无条件的，非自觉的，化作了他的血肉与骨髓。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或许可以主要理解为观念、知识、经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等，而在一般意义上，“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通常又分别联结着“现代”和“传统”。表现在爱情领域里，两性的爱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城市文化”，母性爱则更多地属于“农村文化”。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那首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走西口》，表面上描写的是情哥情妹别离时的情景，但从那位妻子看似哕嗦的千叮咛万嘱咐的语气里；又渗透着母性般的深情，正表现了陕北人的文化心理。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而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最缺乏的东西，往往是内心深处最渴求的。路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妈妈最好……爸爸妈妈最亲……”足见他对母爱的渴求是多么强烈。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性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在面对传统的母性爱和现代的两性爱时，其选择往往是艰难而又痛苦的，由此也证明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路遥属于李星所概括的“衣裔城籍”作家，这种由农村而城市带来的心理矛盾是相当深刻的，就象高加林提篮进城卖白馍，进城运屎尿时所体验的那种情绪一样嫉羡城市人而又仇恨城市人，仇恨城市人而又热恋城市人，既执着珍视着自己的出身，又竭力想从土地上挣扎出去。这种复杂的心情使得他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摇摆不定。在理智上，他向往城市文明，认同现代意识，但情感上又难以割舍对故土的依恋，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爱情心理上也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低贱的出身限制了爱情上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也由此萌生出一种反抗情绪，农民出身的人难道就不配拥有真正的爱情吗?这种情绪表现在爱情描写中，便出现了许多有文化有修养的城市姑娘争相青睐农村青年的情景。《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不愿做地委书记的儿媳，一心苦恋农民出身的康庄；田润叶不爱高干子弟李向前，只爱农民孙少安；省委书记的女儿，又是省报记者的田晓霞，拒绝副市长的儿子高朗的热情追求，自始至终热恋着揽工汉孙少平这样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为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劳动者说话的冲动和打破城市人的优越感的义愤，是受压抑的“无意识”希望突破现实生活的曲折的“向往”和“焦虑”的反映。这多少可以释放农民出身的路遥在面对爱情时的屈辱和压抑。

　　但是，面对城市知识女性，身为农家子的路遥在潜意识里又有一种本能的自卑感和恐惧感。高加林最终还是皈依了土地的呼唤，孙少安忍受着痛苦，理智地躲避自己深爱的田润叶的热烈追求。正当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趋于成熟之时，一次偶然性的灾难夺去了可爱的晓霞年轻的生命。孙少平最终拒绝大学生金秀的求爱，毅然回到师母惠英嫂的身边，这些描写反映了路遥的清醒而又无奈的情绪。现实生活中的路遥曾为妻子是北京知青而自豪过，但当家庭生活陷入危机时，他曾想过找一个不识字的陕北女孩为伴侣。他也试图和一位城市姑娘恋爱过，但当他发现对方身上小市民气太浓后，又毅然作罢。最后，他苦笑着说：“只有《人生》中的巧珍才是我最好的‘媳妇’。”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路遥倾心于母性爱的深层原因。

　　正是因为母性爱的渗入，使得路遥小说中的许多爱情描写充满温馨和迷人色彩，再加上作者动情的叙述，整个作品弥漫了一股浓郁的抒隋气息，具备了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对母性爱的过分偏爱，也体现出路遥在爱情观念上的陈旧与保守。进而导致他对黄亚萍、贺敏这类现代女性做了简单化的处理。甚至叙述语调中都充满嘲讽的意味。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路遥在爱情描写时显得缩手缩脚，尤其是涉及到性爱心理的描写，都经过人为过滤，使其纯洁干净。这样做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更好表现，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也显得不够，也影响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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